当一份虚假新闻稿经由新闻编辑部传到读者手中，谁该负责

记者经常根据新闻稿、简报和通报来写报道。如果这些材料不实，甚至是蓄意造假，而读者因为相信它而受到损害，谁应当为此负责——发出稿件的公关从业者、过度依赖信源的记者，还是公众？

以思想实验的方式进行的法哲学研究：设定一个假想案例，然后逐步改变条件。一家公司直接向买家作出虚假声明；然后改为购买报纸广告；再然后只是发出一份新闻稿，由编辑团队把它写成新闻报道。论证在每一步都追问责任转移到了哪里，并通过手段与目的的框架以及介入其中的自由意志问题加以分析。文章不收集任何真实数据。

• 前两步很直接。无论公司是直接欺骗买家，还是通过付费广告欺骗，责任都在公司：它控制了信息，也收了钱。经由媒介传递并不改变什么。
• 第三步有所不同，因为中间站着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。新闻编辑部没有收钱，并且自行决定是否发表，这一选择“切断”了从公司到受害者的因果链。
• 然而公司仍然把媒介当作达到被禁止目的的手段。文章把这比作一名邮递员投递一个装有欺诈内容的信封，而他对内容一无所知：邮递员只是手段，没有意图，不承担责任。
• 而这正是论证的核心——新闻编辑部不是那个邮递员。了解内容并决定发表什么恰恰是它的职责，因此即便它不是收钱的一方，也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责任之外。
• 结论是没有现成的答案。作者直言，这个问题无法“在扶手椅上”解决。它要逐案判断，而且一条欺骗性信息本身并不构成犯罪：必须有可确认的、寻求赔偿的受害者，还要有裁决者同时权衡抽象原则和当时当地的实践已经形成的预期。

对新闻编辑部和公关从业者而言，可以拿来用的要点是：决定发表什么本身就是一个有分量的行为，而不只是转发。邮递员与编辑的区别，是关于“为什么事实核查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”最简洁的理由之一。对于媒体伦理教学，这个结构可以直接当作练习使用，因为它让同一个案例经历多种变化，并准确展示责任在哪里转移、为什么转移。